深夜11点，在九堡共享法庭里，一群年轻人突然集体向石娜深深鞠了一躬，“法官辛苦了！”
这是发生在去年底，一起有关培训机构退费问题的涉众纠纷——某培训机构中止授课，却未将培训费用退还学员，涉及学员20多人。当“共享法庭”前期调解陷入僵局时，石娜第一时间到达联调中心，逐一审查培训合同、授课缴费情况，与调解员联调联动，给出法律专业意见，经过一整天反复协商交涉，培训机构当晚终于愿意退费。
为确保案结事了，石娜还当即为学员们分别出具了调解协议，要求当事人现场履行并一一签字确认。待最后一位学员签完调解协议，已是深夜。
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从“微法庭”迭代升级为“共享法庭”，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上城区，多方联动推进“四治融合”，努力打造精细治理新高地。
1.从街道到社区“一竿子建到底” 形成三级案件流转闭环
“共享法庭”究竟共享了啥？基层需求到底有多大？
先来看一组数据——去年一年，上城法院收案总数34007件，同比增加2.82%，一线法官人均结案数为461.67件，人案比位居全市第3位。
换句话说，一名法官一年365天，天天办案结案都来不及。上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程煜峰表示，数据背后暗藏了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工作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较多，以及社会不断涌入的各类案件与法院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较大，亟需大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共享法庭”建设。
就拿上城区九堡街道来说，这里地处四区交界，既有城市社区、安置房小区，也有大量的农居房、联体房，人群结构复杂多样。
这里的“共享法庭”，是从街道到社区“一竿子建到底”。
可以这么说，“共享法庭”就是老百姓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公共司法服务，是一站式诉讼服务、多元解纷、基层治理、法治培训的最小支点。通过“共享法庭”，基层调解员找得到指导法官，在村社可以直接进行线上调解，形成了法庭—街道—社区的案件流转闭环，让司法触角进一步延伸到基层。
自2019年紫阳街道海潮社区推出上城首个“共享法庭”以来，目前全区共设立“共享法庭”135个，其中特色“共享法庭”15个，相关工作在杭州市走在前列。
针对属地需求和部分行业纠纷相对高发情况，上城还推出了15个特色“共享法庭”。比如全国法院系统首家入驻国家级园区的“共享法庭”，前不久，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作为钱塘智慧城的典型案件，在东方电子商务园现场宣判。
作为国家电子商务试点城市拓展区，东方电子商务园通过近十年的打造，企业入驻数量达300余家，其中电子商务企业占70%以上。“这里企业和人员集中，类型化的司法需求较大。在此设立‘共享法庭’，用‘数智’庭审的方式，法官以典型案件现身说法，有利于强化诉源治理和预警机制，切实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上城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2.“共享法庭”+“和事佬” 成就基层调解“升级版”
侯艳芳去年刚从法官助理“晋级”为上城区法院的员额法官，平日里除了处理手头上的案件之外，每个月，她还要抽时间往紫阳街道下面12个社区里面跑一跑。
没错，她正是一名“共享法官”。
在侯艳芳看来，法官进社区，正是为了弥补基层专业不足，从而整合基层调解力量和组织，与街道社区综治干部、基层调解员一起，形成“1+1＞2”的效果。
前段时间，她处理过一个看起来挺简单的案子——
在辖区一个刚交付的新小区里，一位业主想借用邻居家（未入住）的阳台，用吊机将自家沙发搬入户。事前，该业主与邻居与物业均打好招呼，邻居不放心还让物业盯紧点，需全程监管，结果还是出了事，不仅邻居家阳台墙壁出现擦痕，客厅茶几也有损坏。
邻居不高兴了，不仅要求这名业主赔偿，还提出了物业的连带责任。“只让我们帮忙，这可不是义务。”一听到这个主张，物业经理不答应了。
事实上，在基层处理矛盾纠纷，对法官要求则是更专业、更系统的法理精神。“现在老百姓法律意识很强，出一点错，就会损害法官的权威性，因此即便是小纠纷，我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现场，对于这样一起侵权交叉情况，侯艳芳仅花了半小时就调解完毕，双方各退一步，业主当然负主责，赔偿款打了6折，物业则承担次责，需承诺维修。
与一般的基层调解不同，在“共享法庭”调解完毕还需现场签订承诺书，这可是有法律效力的。
“共享法庭”+“和事佬”，也成就了上城基层调解“升级版”。近日，浙江省人民调解协会公布新一批省级金牌人民调解工作室名单，九堡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事佬服务调解工作室榜上有名。工作室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每天都有专职调解员“坐堂问诊”，为矛盾双方当事人开一剂“良药”；走家串户“巡诊把脉”也是调解员每周必修课，第一时间就地化解矛盾。
围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智治”迈进、打造全国最具安全感的现代城区目标，今年6月底前，上城将实现村社“共享法庭”覆盖率达90%，特设“共享法庭”20个以上，并形成“星级共享法庭”初步评级，通过持续提升群众家门口解纷的体验感和舒适度，打造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