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元，北京市朝阳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督学，北京市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咨询专家，“理想教育文化”课题组总负责人，著有《教育文化构建的人性基础》《理想教育文化建构：“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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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是北京市朝阳区教委一直以来不变的行动主张。
2018年，朝阳区教委开创性提出构建“理想教育文化”，要让减负真正落地。4年多来，全区10所普通中小学作为首批“理想教育文化”课题实验校，走上了一条减负、提质、增效的“高速路”。作为“理想教育文化”课题的倡导者和总负责人，朝阳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世元始终把“育人”放在教育首位，给定教师“教学方法论”和学生“个体生长方法论”，力求在更深层面上解决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
历任河北迁安一中物理教师、校长、党总支书记，迁安市教育局副局长，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到如今的北京市朝阳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每一次角色转换都在为王世元的教育改革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实践场。
多年的从教经历让王世元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众多问题，归结起来许多是教育文化问题。“从教书那天起，我就有强烈的改革愿望。”王世元一路实践着教育理想，躬身一线，走进学校，观课议课，与学生对话、合作，倾听青年教师成长的声音，这种田野式改革，正像顾明远先生评价他的著作《教育文化构建的人性基础》时所说的：“真正做到尊重人类、尊重人性。”
4年多来，为了实践自己理想中的教育，王世元更是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深入课题学校观课议课，每次“靶子课”必到，每次教学研讨必到，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学校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教师收获成长。
新的一年，朝阳区多年的减负实践将有怎样的发展，“双减”下的“理想教育文化”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特别访问了王世元。
教育文化如何不“空”
中国教师报：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从教育文化的角度，您是如何看待“双减”的？
王世元：朝阳区教委提出并实施的“理想教育文化”中有三个落地，其中一个落地就是“减轻学生负担”，这个概念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践了。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会议再一次明确提出：“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为此，国家出台各类文件，系统完成了教育管理和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
以我的理解，这次出台的“双减”政策不仅显示政策制定部门层级有较大提高，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高度关切，而且在文件内容方面更有系统性、针对性，有些内容还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于切实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有很强的指导性。
中国教师报：为什么减负提了这么多年，学生负担却很难减下来？
王世元：其实，我们国家出台的有关减负的文件非常详细，但为什么减不下来，这是值得我们教育者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的惯性，“我的老师这么教我，我也这么教学生”。在传统教育中，似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教育就完成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二是我们的选拔和评价方式没有很大的改变，比如一些教育行政部门考核教师仍以学生考试成绩为标准等。当然，近年来，我们已经在改革评价，不允许公布成绩、排名等。三是文件规定了许多条“不允许”，但是教师应该怎么做没有详尽规定，没有给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方法和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我国已由现代教育进入后现代教育时代。教育应凸显对人本身的观照——让每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即实现由现代教育所追求的“纯粹知识教育”向后现代教育所追求的“育人教育价值”转变。通过“育人价值”的引领，追求全社会对每个人的终极关怀，满足人们对尊重、民主的需要，对责任担当、科学精神、审美情趣的需要。如此，凸显对人精神文化的观照。
追求教育“育人价值”，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文化路径的选择。而新时代“育人价值”的内涵，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核心素养的全面落地，真正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中国教师报：“理想教育文化”这一理念的核心思想与实践指导方针是怎样设计的？
王世元：我们从2018年就开始实践了。走进课堂，我们发现青年教师非常需要指导，之前也有“师徒结对”的帮扶，但这种帮扶还是传统的方式，在教育观以及教育改革等方面较少进行突破，难以满足青年教师渴望成长的多样化需求。4年多来，我们看到了从理想教育课堂走出的青年教师青春洋溢，充满了生长的力量。
那么对于老教师来说，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也是排斥的，拒绝改变的，我们也深深地理解他们，所以一直用行动来支持并影响着他们。4年多来，许多老教师从观望、到认可，再到追随，他们的变化最令我感慨、感动。
最早我们提出“理想教育文化”时，大家认为是有些“悬空”的，究竟“理想”是什么，抓手和载体在哪里并不知道。校长其实也很苦恼，想方设法激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教师幸福了，学生快乐了，家长才能幸福快乐，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我们的梦想。
基于此，我们就要把“理想”落地，提出“合作对话”课堂，并将其定位为教师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适用于任何学科、学段。这种操作系统背后的支撑一定是“文化”，其目标就是要让核心素养落地，让减负落地。
“合作对话”课堂的样子
中国教师报：为什么您会用“合作对话”来定义和阐释这种课堂范式？
王世元：这源于我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报道，其中提到“合作式对话代表了人类走向全球化时代最需要把握的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生关系。
师生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合作关系，不是对抗关系，也不是成长与被成长的关系。家庭关系也是一样的，父母与子女不是占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如果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家长都理解并实践了这样的关系，我们就成为了合作成长共同体。我所强调的“合作对话”，最重要的一个建构就是打破原有传统教育当中一个深层次的东西——主客观关系认识。
原来，我们的教师总把学生当客体。教师是主体，每天都在研究如何“备学生”，教师的任务就是把知识灌输给客体。后来演变成现象学里边的“双主体”，双主体是什么？学生也是主体，教师也是主体，但这是借助现象学的概念，这个概念适用于社会和成人中的沟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认为真正揭示学校师生关系的应该是合作成长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主客体关系，也不是双主体关系。
以此反观家校关系，有了合作，家校就不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师生之间是合作成长共同体，家长与孩子是合作成长共同体，我们都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与学校还有矛盾吗？所以，我们重新界定了这样一个关系。
中国教师报：具体到课堂中，“合作对话”是如何呈现的？
王世元：其实“合作对话”非常简单，它是一个理念，又是一个操作系统。“合作对话”课堂范式分为单元备课和课时备课，其中单元备课由7个环节组成：（1）建立“合作成长”共同体育人思想。（2）确定单元（模块）教学目标。（3）明确单元（模块）主题和次主题。（4）准备单元（模块）主题和次主题活动。（5）组织单元（模块）主题和次主题的实施。（6）单元（模块）知识建构。（7）单元（模块）教学评估。
“合作对话”课堂教学文案的设计，是教师建立在对单元备课基础上完成的，是单元教学主题的再分解。一般来说，一个单元或一个模块的主体由若干次主题构成，而每一个次主题都构成一个课时教学。因此，每个单元或模块有多少个次主题，就有多少节课时的教学。每个课时教学也有一个主题，课堂教学的展开就是对次主题的落实。一般说，课时教学的次主题有2-3个。
“合作对话”的课堂教学一开始，其教学主题、教学时间、教学空间就已经明确。随着教师教学的组织，教学主题依次转化为教学的次主题。教师在教学空间“流动”的同时，重新构建了与学生的空间距离 ，并传递一种教育教学艺术。此时，随着教师这个坐标点的“流动”，教师对学生学的空间不断进行建构。由此，课堂教学时空充满了教育的无穷魅力。
我个人感觉，“合作对话”解决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给学生兴趣留有了时间和空间，真正的原创是兴趣，有了兴趣才有了原创。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合作对话”课堂非常讲究节奏性。教育是有节奏的，有课时的节奏、单元的节奏、学期的节奏、学年的节奏以及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段节奏，按照这样一个节奏合拍才是一个美妙的乐章，否则就是混乱的。
中国教师报：我们注意到，您创新使用了一些词汇，比如您用“扰启”代替了“启发”。
王世元：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语。我感觉“启发”还是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但在“合作对话”课堂范式里，我们强调的是师生的平等对话，并且“扰启”即扰动和启发，先扰后启，即通过引入新的信息或情境来启发学生内省、质疑和实践，而教师就是这个信息和情境的引入者、创设者，以此让学生不再被动地等待着“启”，而是自主自动地开始学习和思考。只有当学生自主学习开始的时候，才是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候。
这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变化，我更想以此唤起社会及教育界理念的改变，我们必须主动起来、行动起来，为学生创设更多学习、思考、提问的情境，学生才能真正成为未来的最佳公民。
建构新时代教育文化场
中国教师报：许多人都特别佩服您的行动力，4年多的时间，虽然公务繁忙，我们注意到您一直去学校听课，并且频次非常高。一直以来促使您不断进行改革实践的动力是什么？
王世元：因为我想尝试从“根”上改变教育。而要使这种改变发生，我认为唯有选择文化路径。因为，只有改变人们赋予教育的价值追求，进而形成人们对教育新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时候，教育才能发生根本变化。否则，只能是工匠式的改革、渐进式的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突破。教育改革的历史证明，人们如果不改变传统教育文化，即赋予教育追求“纯粹知识价值”的文化，那么不管教育如何进行课程改革、方法改革、工具改革、管理改革、选拔方式改革、资源配置改革，都难以动摇教育追求“纯粹知识价值”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教育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人们对教育传统的价值追求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需要，甚至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当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教育有明显不足，且对教育明显不足已经达成共识，而又难以克服传统教育文化所形成的巨大惯性的时候，必须寻找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新的教育文化。
教育文化建构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教育文化的同时，必须构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相适应，且具有新的、清晰的教育路径、教育方法与教育技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原有教育文化的不足很容易被人们认识到。然而，“文化”又有巨大的惯性。教育文化也不例外，它直接影响着人们追求教育价值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一种教育生活。
在不知不觉中建立的教育文化，既适应新时代的社会要求，又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我国教育综合改革。从文化的视角观察，教育改革的关键是着眼于人们赋予教育的价值。传统教育文化追求的价值是“纯粹知识传授”，这一价值追求决定了教育评价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导向。对此，很难回答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之问。因此，人们如果不动摇传统教育文化价值追求，我国教育综合改革不仅受制于教育工作者传统教育文化的束缚，也难以突破从家庭、政府到社会形成的传统教育文化舆论场。
在扬弃传统教育文化基础上，构建新时代教育文化，是教育的根本性改革。虽然不像推广某种教学模式那样容易，但教育文化的改变才是更深刻、更持久的。
中国教师报：这也是您为什么提出“理想教育文化”的初衷所在。
王世元：新时代教育文化是“育人”的教育文化，是赋予教育不仅传授知识、开启智慧，更要培养人格的文化。具体讲，新时代教育文化即“理想教育文化”有三点需要把握，一是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着眼点，既重视学习科学知识，也重视学习人文知识，是把“人”摆在教育发展的核心地位，以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着眼点，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社会主义培养“最佳公民”；反过来，让理想的“最佳公民”社会反哺新时代个体的教育生活。三是以尊重个体差异，让每个个体都能充分发展、享受适合的教育为着眼点，从而构建新的教育文化场，为我国教育综合改革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我相信，如果每一个人经过学校教育后都具有尊重意识、民主思想、责任担当和科学精神，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有序的、和谐的、幸福的，我们的教育理想也就实现了。
《中国教师报》2022年01月12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