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格明古丽·木哈台
我工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阿拉尔市,这是一座位于塔里木河畔、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城。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今年19岁,上大学前一直在阿拉尔读书,后来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新疆班预科。
我的母校就是塔里木大学,出于对她的喜欢和留恋,毕业后我选择了留校。下决心时,说实在的还是有些犹豫——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毕竟,这一选择可能会决定她的命运。
记得刚来塔大时,学校周边还是一片棉田。阿拉尔市经过多年发展,基础设施虽然大有起色,但好的基础教育平台还是很缺,本地孩子在这里读完高中,能考进“双一流”高校的很少。我当时盘算,如果送她去地州(阿克苏)上高中,每周要来回跑200公里,很不方便。如果去乌鲁木齐读书,名额太少,能进重点中学的可能性也很小。等她上高中时,要不要和她一起离开?我反复思量着,心里结下一个“大疙瘩”。
好在,我们足够幸运——女儿上高中那年,正好赶上全疆重点学校兵团二中在阿拉尔设立分校。趁着东风,女儿努力读书,终于考到了西安交大口腔医学专业。刚开始,她和来自乌鲁木齐的孩子相比还有些缺乏自信,然而一年下来便很快“赶超”了,在预科班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
现在,兵团二中分校成立三四年了,软硬件条件越来越好,一批批毕业生迈进了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连地州的孩子也愿意来这里上学。学校从当初的三个班扩充到了十几个班,还引进了大量新的师资,有不少是来自浙江援疆单位、甘肃等省份的教学能手,宿舍环境、饮食条件也都跟上了。我的小儿子今年上五年级,这次我安心了,打算就让他在阿拉尔上高中。
我想,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稳人心的作用。新疆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已经和其他省份没有太大差别,如果教育能跟上,人才就更能“扎下根”了。
之前从其他地方来的不少年轻老师,一旦子女到了上学年龄会想办法调离,现在不会了。去年9月开学,学院教师队伍里增加了不少新面孔,一打听,有七成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比例越来越高。我常和甘肃来的老师们聊天,他们觉得新疆的气候环境和家乡很像,阿拉尔很宜居,学校收入也不低,只要教育、医疗环境好了,大家都愿意留下来。
我希望我的女儿完成本科学业后继续进修,攻读硕士、博士,将来到科研机构成为专家型人才。我时常和她讲,要把自己的目标放高、眼光放远,要把自己看作口腔医学领域未来的科学家来努力。虽然这对她而言会有压力,但我想,人应该有长远的志向,即使尚“不能至”,也“心向往之”,尽可能提高自己,这就是我对她的期望吧。
(本报记者周世祥采访整理)
对话
格明古丽·木哈台:
读了贵报《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栏目对陈进教授的报道,有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共鸣。想请问陈教授,在老家江苏和边疆云南教育水平差距很大的现实情况下,对于子女教育问题,内心有无纠结呢?一生留在西双版纳的选择,是否曾因这一点动摇过?地方政府、所在单位是如何努力解决科研人员后顾之忧的?谢谢!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原主任、教授陈进:
身处边疆,解决孩子教育问题,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也曾为此而困惑:天平这一头,是植物园的事业,是中国西南乃至东南亚植物学研究重任;天平那一头,是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两头的砝码都沉甸甸的。我的青春可以在热带雨林里绽放,但孩子的童年呢?他还在打基础的阶段,需要学识、平台和眼界。
西双版纳美丽的傍晚,我与妻子漫步在萤火虫映照的植物天地,可再美的景致也抵消不了心中那架天平上的重量。而我所想的,不只是自己的孩子。
我30多岁就进入了植物园领导班子,在植物园,很多科研人员都有同样的境遇。我得想着大家。
起初,我们尝试联合办学,植物园积极对接周边学校,聘请外来优秀教师。可这样的尝试何等艰难啊,很多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们没有放弃。植物园另辟新路,尝试“3+3”办学路径:3年幼儿园,3年小学(1至3年级),都由植物园自己办!由于种种原因,小学没办成,但幼儿园建起来了,解决了植物园所有职工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在党委政府帮助协调下,职工的孩子们也有机会在昆明的中学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的孩子在西双版纳读到小学三年级,四年级时转到昆明就读,妻子陪同,所以我们经历了几年异地生活。我们采取了这种折中的办法,没有放弃建设边疆,也兼顾了孩子的教育。很多研究人员也一样,夫妻两地,生活会艰难些,可心中的天平没有失衡。
扎根边疆,自有很多苦要吃。可经历的每分艰难,最终都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部分。如今,我也时常去植物园的幼儿园看看孩子们。他们的父母为建设边疆、为植物学研究而久居大山,我相信这种勇气、远见和胸怀能传承下来。这些未来可期的“花朵”,也将是祖国西南边陲最美的风景……
(本报记者彭景晖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