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培养理工农医专业紧缺人才，并不简单意味着大幅扩大所有理工类人才培养规模。要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平衡好培养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内在关系。
王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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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最近几天，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高考已经结束，又到了填报志愿、选择专业的时间。高考考生在网上查询专业信息时，或许已经关注到了这样一个说法——“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它都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成为“紧缺人才”，是不是既能满足国家需要，又能实现个人发展？近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研究”首席专家、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王顶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详述了“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的内在含义。
紧缺人才，是一个动态概念
据统计，2021年我国理工农医类普通本科生为953.7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本科在校生总数的50.4%；理工农医类在学硕士研究生为163.4万人，占比为57.9%；在学博士生为39.4万人，占比为77.3%。“可以说，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理工农医类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王顶明说。
不过，我国仍然在某些领域存在人才的结构性短缺。
所谓“紧缺”，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现有人才在数量或质量上不能满足国家当前需要，意味着量与质的供不应求；二是当前可能尚无明显的此类人才需求，但从产业趋势预测具有潜在发展需求；三是此类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有显著的差距。
“无论哪一种情况，一旦出现人才缺口、比例失调，都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所以，紧缺人才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发展的政策概念或时代命题。”王顶明说。
以工程师为例，虽然我国已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大国，但整个工业体系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和生产链的中低端，新时代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的卓越工程师数量和质量都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也存在毕业流失、行业逃离等现实问题。
王顶明表示，加快培养相关领域紧缺人才，是回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挑战、适应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
加快培养，并非盲目扩大规模
加快培养特定领域的紧缺人才，一般来说可以通过规模扩张来实现，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增列招生计划名额、增设学科专业、增加学位授权点、新增院系组织等。比如，我国在研究生招生计划中新增“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在学科目录中新增“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等交叉门类一级学科；在学位授权时重点增列数理化生和工程类博士学位点；在一些学校设立相关学院等。
不过，王顶明也提醒，加快培养理工农医专业紧缺人才，并不简单意味着大幅扩大所有理工类人才培养规模。要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平衡好培养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内在关系。
以医学人才培养为例，当前高职（专科）类临床医学和中专农村医学专业年毕业人数超过7万，仅比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少1万多人。这些毕业生首次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仅为四分之一。“如此大规模、高比例、低质量的高职临床医学招生规模应予严控。”王顶明分析，“还有部分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年招生超过1500人，临床教学和毕业实习都无法保障，这类培养规模过大的医学院校招生规模也应予以严控。”
横向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医护比一般为1∶2，我国仅为1∶1.07，欧美国家全科医生一般占比30%—50%，我国仅有6%。护士队伍、全科医生严重短缺，表明我国临床医学、护理、全科医学专业布点和招生规模亟待优化。
在所谓的“生化环材”“天坑专业”中，同样存在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据统计，我国生物学和化学两个专业的毕业研究生在理学门类中占比接近一半，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毕业研究生在工学门类中占比约为15%。这4个专业在同类学科中培养规模较大，而劳动力市场的反馈信号又不太乐观，一定程度上加剧部分学生对所谓“天坑专业”的消极判断。
但“生化环材”等专业确实又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基础产业。“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同时也需要注意优化它们的专业层次结构，以适应经济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多样需求。”王顶明说。
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关键也在于选拔好的苗子。王顶明建议，高等教育还需要系统改进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机制，让部分英才、偏才、怪才能够在更加多元的选拔渠道中脱颖而出，接受高质量的培养，让少数人的才智创新贡献能惠及全社会。
多方努力，以工程实践培养紧缺人才
构建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也就是要“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国计民生谋教育，尊重规律办教育”。
王顶明举例，培养一名卓越工程师，从基础教育到校企协同再到行业学会，都要发挥作用。
有调查显示，青少年想当科学家的多，想当工程师的少，而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普遍缺乏对工程科技与创新的兴趣培养。“因此，就需要改革基础教育，为新时代工程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奠基铺路。”王顶明说。
高校的基础研究和企业的产业应用之间存在“死亡谷”，高校很难建成企业级别的实验室，也不是所有高校都能把学生放在有真工程、真问题的应用场景中培养，因此工科学生普遍缺乏系统的工程实践训练，就业时难以得到产业界的认可。这样一来，就需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让企业同高校一起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并实施培养过程，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突出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行业学会在工程师资格认证、职业成长、服务保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我国尚没有全国性、综合性工程师行业组织，对内不能及时反映工程师的诉求和呼声，对外不能很好地传播好中国工程界的声音，中国工程界在世界工程领域的话语权与举世瞩目的工程成就不匹配。因此，需要推动行业组织在工程师培养、评价、服务等方面系统发力，发挥行业组织在推进我国工程师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人文学科的作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王顶明说，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也尤其需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促进作用和催化作用，提高人才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素养。
钱学森在晚年关注理工科拔尖人才培养问题时，非常强调科学与艺术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他认为，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都是培养“帅才”的关键要素。
“已有研究和实践表明，新时代的理工科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需要大力加强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与素养，引导理工科人才加深对人、社会和自然的理解，使之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及批判、质疑和创造精神，从而能够敏锐发现新问题和新机遇。”王顶明强调。
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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