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长亮在学校授课
侯长亮妻子,也是他的支教同事
在云南昭通彝良县海子镇向阳小学支教的侯长亮,遇到了问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堂二年级的数学课上,有学生拿着教材问他:“什么是河滨公园? ”这位学生看不懂的是一道课后习题,要求孩子们统计班里同学喜欢去的春游地点,给出的几个选项,分别是动物园、植物园、游乐园、森林公园、河滨公园。
对于生长在云南大山里的这些孩子,动物园、植物园和游乐园尚可以靠网络短视频去了解和想象,但在城市中常见的河滨公园,却实在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侯长亮认为,如今的教材“完全是城市孩子的教材,站在城市孩子角度去编写的教材,很少有贴近农村孩子生活的元素”。他觉得应该把符合当地的乡土内容编写进语文、数学等主课中,融合到主课对应的试卷练习中去。
长期在云南边陲从教的周锦杭则指出,统一教材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基础,至于在教学过程中那些与乡村孩子生活有差异的内容,是教师应当去想办法解释、说明的部分,“不是说教材里面不懂,我们就把它逃避掉,换一个懂的东西来替代,那不懂的还是不懂,这反而是更不好的。”
什么是好的乡村教育
实际上,侯长亮真正担忧的不是教科书上几幅图、几个知识点会带给孩子们的困扰,这些问题老师们多花些精力总可以说明白,他担忧的是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趋势:“那种潜移默化在引导孩子们的东西,让他们觉得城市是好的,自己的家乡农村是不好的,让农村孩子越来越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
乡村教育,不能是让孩子们逃离乡村的教育。侯长亮认为,好的乡村教育应该做到让农村孩子感受家乡的美好,从而热爱自己的家乡,“家乡是一个人的根。”
对于这个观念,谢净羽很赞同。她认为绝大多数乡村的孩子很难靠自己“走出大山”,比起为他们塑造一个“出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发现自己家乡的山水、田野、人文。
比如谢净羽所在的学校,周边地区盛产茶叶,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去了解这里的茶到底是怎么产出的,“新茶、老茶,它的回甘是怎么样的。让他真正了解家乡的特产,对家乡的认同感就会更高,而不是临沧有什么特产茶都不知道。”
周锦杭则认为,乡村教育应该要让中小学阶段的孩子对外界和不同的行业有所了解。比起简单地告诉孩子们好好上学,更重要的是提供需要的知识、视野,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要留在这里跟父辈一样种水果,又或者要当医生、当老师。”
就在几天前,周锦杭走访附近乡镇时遇到几个大学生,这些孩子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承袭起家里种植芒果等热带水果的活计,虽然辛苦,但一年下来也能有十几二十万的收入,“比在城里过得好很多。”
在他看来,这是乡村教育很重要的成果,让接受过优质教育的年轻人走出去以后,再走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困扰
“老师,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欢乐园”
教材中的城市元素,确实对乡村教育造成了影响。
侯长亮不止一次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是在二年级的数学课上,他讲解教材练习题时,有学生指着一幅配图说:“老师,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欢乐园。”
侯长亮承认,一定的城市元素是山村孩子学习过程必不可少的,对他们的成长也有帮助。但他认为,在语文、数学等科目对应的练习、试卷中,城市元素的比例太高——随便一个习题都是以“高楼、电脑、汽车、超市大商场、娱乐场所、博物馆……”为描述对象来出题,几乎没有以“田野、干农活、放牛、砍柴……”作为描述对象的题目。
这位出身农村的80后还记得,在自己小的时候,教材里有不少贴近农村生活的内容,尤其是插图,每次看到这些插图,幼时的侯长亮都感到很亲切,“自己就在其中一样。”
然而如今,教材的“城市化”越来越明显,这让他感到担忧:如果孩子们通过教材形成了城市优于农村的观念,孩子们要怎么热爱自己的家乡,“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去把自己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团结家乡的人民把生活过得幸福?”
距离侯长亮执教的昭通800多公里外,位于云南最西端的周锦杭,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他才到当地执教的时候,曾经听同事说过一个故事,语文卷子上有一道改错题:秋天到了,人们特别喜悦去香山看红叶。孩子们基本都把喜悦改成了喜欢,但有不少孩子还改了另一个地方——把香山改成高山,“他们没有听过香山,不知道是什么。”
争论
教材是否该针对乡村地区的孩子进行调整
开始教学以后,周锦杭对这类题目格外留心。去年的一节数学课上,有道练习题要求计算地坛的面积。他播放了一段关于北京天安门的视频,一边向学生们介绍天安门和地坛,地坛有几个他们学校那么大,一边讲解面积计算的知识点,顺利完成了这节课的教学目标。
超出乡村孩子们接触范围的信息、知识,被周锦杭称作“超纲题”。他认为如果老师准备得当,这些题目可以成为激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丰富他们视野的好机会。
对于教材是否应该进行针对乡村地区孩子的调整,乡村教师们持有的观点大相径庭。
周锦杭开始执教的2019年,部编版小学教材出炉,全国小学教育教材统一,无论北上广深还是偏远乡村,孩子们使用的教材都是相同的内容。对于统编教材,他持明确的支持态度,认为相同的教材是教育公平的基础,“你说把教材换成他们容易懂的,那些不懂的他们还是不懂。”
在他周边的中小学校,专门开设有地方课程,会讲解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模范人物。据周锦杭所知,有些学校还会把当地的特色舞蹈作为课间操,这些都是他认为行之有效的乡土文化传承方式。
而侯长亮则并不认同这样的模式,在他看来,不少地区的乡土教材只是作为副课,或是课外读物,要让学生们确实感知到乡土文化,不能只依靠这些读物,“要把符合当地的乡土内容编写进语文、数学这样的主课中,融合到主课对应的试卷练习中去。”
观察
“很多时候是乡村老师的能力和认知跟不上”
实际上,无论开设地方课程,还是在教学当中结合地方生活特色,都是探索更高质量的乡村教育模式所需要的尝试。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统编教材不可能满足全国那么多学生的需要,尤其是学校自主办学和个性化教学的需要。
他认为,在统编教材的基础上,应该推出契合地方和学校具体教学需求的地方教材和学校教材,“校本教材有助于形成学校特色教学,也有助于更好地结合实际教学内容。我们要形成国家教材、地方教材加校本教材这样的教学体系。”
然而有过7年支教经验的彭然指出,熊丙奇提倡的统编教材、本地教材模式,虽然可以满足特色教学和个性化教学的需要,但存在一个执行层面上的问题——成本,“不是每个学校、地区都有能力自编教材。这种本土化的教育,更多是靠家长和老师在非正式教育中实现的。”在他眼中,优秀教师资源的匮乏,限制着乡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基于很多乡村小学招不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不少自然村、行政村的小学都裁撤了,村小学变成中心小学,客观上使乡村优势教育资源有所集中,但乡村教师基本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依然存在。据彭然观察,“很多时候不是教材跟不上学生对现代化社会的理解,是乡村老师的能力和认知跟不上。”
彭然看到很多学校,老师上课还是采用传统的粉笔、黑板模式。至于投影设备,往往是被当作放电影、娱乐的工具,在教学场景中很少出现。周锦杭所在的学校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学校里6年前就为手工课配备的锯子,至今也没被使用过。至于在当地乡村小学标配的科学教室,据他所知,普遍使用率都很低,“都没人用,都闲置。”
背后
“走出去”在乡村教育的语境中占据主流
教具闲置,是因为教师资源不足。在云南临沧一所乡村小学支教的谢净羽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她的学校共有570余名学生,约40名老师,老师平均年龄为40.9岁,年轻教师力量缺乏,“老师年纪比较大,特别老的一些教师,对电子屏这些的使用也不太适应。”
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让侯长亮产生了紧迫感——他认为这种缺乏还在加重,甚至有形成“双向恶性循环”的趋势,这也是他呼吁关注教材城市化倾向问题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出去”在乡村教育的语境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在侯长亮看来,这种观念不仅影响着孩子们,也影响着乡村教育工作者,“好像只有走出去才是被认可的,才是有出息的。”这种风气下,老师们也在期待从乡村学校“升”往镇上的学校、县里的学校甚至城里的学校。一些来到乡村的年轻老师,则将乡村学校看作一个平台,想尽办法好好教学生出成绩,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资本”。
这种影响,已经蔓延到了教学之外。由于优秀的师资向城市流动,重视教育的家长也会想办法让孩子进入城镇就读,而容易出成绩的优秀生源,又加大了老师们离开乡村的驱动力,乡村教育由此陷入不断流失的循环之中。
公益组织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张春亮,先后接触过上千所乡村中小学校,也对这些学校面临的困境有所了解。据他观察,国内乡村学校教师资源呈现出一种“不断流动”的特征:一方面,国家的西部计划、各类公益组织的支教项目,以及考入当地教师编制的“来者”源源不断;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尤其是年轻的乡村教师,又在持续地离开乡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实习记者 周炜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