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团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苗家小镇、苗美社区开设青年之家“六点小课堂”，定期组织青年志愿者，为这里的青少年开展功课辅导、自护教育、科技小课堂等活动，丰富了这些随迁青少年的课外生活，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新的学习生活环境。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回想起那天傍晚的情景，吴芳还有点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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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调皮的三年级男孩小奇打了另一个孩子。对方家长看到自己孩子被打，拿起棍子指着小奇，恶狠狠地威胁要揍他。幸好吴芳及时赶到，护住了小奇。
吴芳是贵州省贵阳市一家儿童中心的负责人。来儿童中心玩的孩子，基本都是流动儿童，也有人称他们为“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在省会贵阳打工，孩子们跟随父母生活，摆脱了“留守儿童”的命运，却又成为政府部门、社会学家、公益机构都高度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流动儿童。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的流动儿童群体及公共政策备受关注，相关研究比较充分。在更多普通城市，流动儿童的境遇同样需要得到更多关注。贵阳作为中等规模城市，当地流动儿童的现状或可作为一个观察样本。
打架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2月中旬，贵阳湿冷的冬季还没结束，儿童中心的空调吹着暖风，一股刺鼻的气味愈发明显。那是孩子们身上的气味。
这个儿童中心所服务的孩子，大多随父母租住在城中村。月租三四百元的房子没有配套的卫生间，只有小小的公厕，有人形容，“连蹲下都困难”。浴室就更少了。
小奇是儿童中心众多孩子中的一个。在儿童中心，他经常跟别的孩子打架，颇让吴芳头疼。
但吴芳又心疼他：小奇从小被亲生母亲抛弃，继母经常打他。可想而知，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打架就是他的沟通方式。
常来儿童中心的孩子中，小奇不是最特别的一个。
贵阳一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温诚告诉记者，许多流动儿童的家庭环境非常复杂，父母离异的情况颇为常见。在最复杂的家庭里，配偶双方可能都带来上一次婚姻的子女，又生育新的子女，有的家庭多达七八个孩子。
有些孩子跟随爷爷奶奶租住在贵阳，孩子父母远在外省打工，爷爷奶奶在贵阳做些零工。这样的孩子被称为“二次留守儿童”。有时老人有事回趟老家，只留孩子独自在贵阳。
在这样的家庭中，年龄较大的孩子早早就要背起生活的重负。有的父母要求，大孩子要去儿童中心玩，必须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不然就要在家带弟弟妹妹。吴芳对此有些无奈，儿童中心原本只接受上了小学的孩子，现在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有次一个幼儿园小朋友尿湿裤子，吴芳得一边照应几十个孩子，一边帮这个孩子换裤子。
温诚说，他所在的公益机构经常会来一些调皮的孩子，因此，对孩子要求严格的家长认为这里“坏孩子”太多，不允许自家孩子来；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庭，可能会送孩子去上兴趣班，也不会送来公益机构。
这些孩子的未来不能不让人忧虑。
一位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谈到过类似现象：查办涉未成年人案件时，不难发现，父母经常吵架或离异家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走上歧途的概率更高。更有甚者，有些触犯刑法的孩子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内，家长仍然常常失联。
有些公益机构尝试用艺术来引导孩子们，比如通过绘画课程增加孩子的耐心。经过年复一年的“训练”，孩子们从最初的“连半小时都坐不住”，到能耐心地用油画棒涂满一幅画，还能发挥想象，让画面语言更丰富。
温诚感觉，经过这样用心陪伴的孩子，与人打交道会变得温和一些，打架次数也会减少。
家长的缺席，让他们早早当家
沉重的生活压力、较低的文化水平，让许多家长几乎缺席了孩子的教育。
有段时间，一所民办学校的语文老师卢璐注意到，班里一个女生连续几天都上学迟到。这天早上，小女孩又没来上学，卢璐给家长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卢璐找到学生家里，发现父女俩都在呼呼大睡。父亲抱歉地说，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早上醒得也晚，没法叫孩子起床。
一位民办学校班主任告诉记者，班上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年轻、贪玩。有个学生告诉她，放了学，自己和父母各自抱着手机打游戏。书面作业，学生往往在学校就写完了，而古诗背诵等口头作业，很少有学生能够完成，老师得在上课时间督促。
由于家长角色缺失，卢璐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早熟。
卢璐所在的这所民办学校，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她看来，这些孩子自理能力很强。高年级的孩子放学回家，要帮父母做饭、带弟弟妹妹写作业。如果家里用蜂窝煤炉，孩子们还要自己生火。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有的流动儿童放学回家后还要帮父母一起做生意。
卢璐曾教过一个男孩，到男孩家里家访时，这名资深语文教师只能想到“家徒四壁”这个词：男孩家的床上只有简单的铺盖，3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爷爷睡在隔壁房间。家里除了床、炉灶、锅碗瓢盆，几乎没有更多东西。这个孩子10岁才读一年级，他不在学校吃午饭，每天中午都回家给弟弟妹妹做饭。
让孩子多参加动手类活动，也成为一些公益机构帮助孩子的切入点，手工、农耕、烹饪等课程都很受孩子们欢迎。
在一所民办学校的烘焙教室里，放着烤箱、长桌、可移动电视，食堂阿姨和接受过烘焙培训的老师负责教孩子们。由于场地、经费有限，想参加的同学又很多，大家就“抓阄”决定。四年级男生刘恒有些不好意思：“第四次才轮到我。”
在老师和食堂阿姨的指导下，几个孩子分成一组，分别负责倒面、和面、揉面、烤制。刘恒喜欢揉面，他说自己很享受把面团揉成各种造型的过程。除了揉面，他还在团队中负责“监督”烤饼干。生面坯送到烤箱后，刘恒会寸步不离地守在烤箱旁。每个孩子可以分到10块亲手烤制的蔓越莓饼干，刘恒给好朋友分一点，剩下的拿回去分享给爸爸、妈妈和姐姐。
贵阳有所民办小学连续开了四五年烹饪课，孩子们做出的点心、月饼不仅自己吃，还拿出一部分卖出去。孩子们学着自己联系买家、记账、维护客户。“双减”政策落地之初，有教育专家来这所学校参观，对丰富的课后活动惊叹不已：“没想到你们都做得这么成熟了！”
进入公立学校几年后，流动儿童在成绩和表现上和本地儿童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一位民办学校的老教师告诉记者，他过去的学生有的在上海或成都等地的知名高校读了硕士、博士，让他颇为自豪。在这名老教师所在的民办初中，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考上贵阳一中、观山湖一中等当地优质高中。
温诚曾为一个流动儿童发放过助学金，女孩家长伸出沾满泥巴的粗糙双手接过钱——夫妻俩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收入不高。在温诚看来，“那个女孩是个真正的学霸”。不少孩子靠上补习班来提升成绩，但她从没上过补习班，还考上本区一所不错的公立高中。这个女孩还很喜欢读书，阅读面很广。有一次，温诚所在的公益机构举办赠书活动，孩子们可以去指定书店选一本书。女孩兴奋地说：“太好了！又有书看了！”
但这样的个案又实在屈指可数。
去年年初，贵阳市关停了大量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分流到公办学校。少数保留下来的民办学校，由政府购买服务。政府给学生提供学费补贴，学生只需要自付几百元。对于分流到公办学校的孩子，温诚喜忧参半：公办学校无疑各方面设施更完善、教师素质更高、课余活动也更丰富，但他又担心孩子们会难以融入新的群体，或受到歧视。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曾做过调研，2008年，上海中心城区关闭了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全部转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公办学校。那时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的差异很大。
但几年后，陈媛媛团队对上海11所公办学校的调研发现：“在相同的学校里，流动儿童在学习成绩、学校表现、担任班干部情况、心理健康，或者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等方面，和本地儿童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流动儿童教育有更长远的意义
每次下班，吴芳总要一遍遍地“赶”孩子们回家。这天下班后，吴芳还得帮一个孩子买花种。学校要求带花种，但这个孩子告诉吴芳，妈妈不给买，她想请吴芳帮忙。
孩子们很依恋儿童中心的志愿者，相比于经常不在家的父母，儿童中心成了他们最熟悉、最信任的地方。有时儿童中心不开门，还有孩子翻墙进来玩。
孩子们对爱的渴望，也在不经意时流露出来。
有次儿童中心上兴趣课，一个调皮的男生搬了凳子坐在讲台上，年轻的志愿者老师每说一句话，他都大声附和。老师制止了几次，他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那天课程结束后，这个让人头疼的男孩紧紧跟在志愿者们身后，恳求他们多待一会儿，或是带自己一起走。
还有一个调皮的女生，总是嬉笑着要跟志愿者老师打闹。上完课，年轻的女老师锁了大门，她紧紧地抱着志愿者老师，不愿离开。
儿童中心一向人手紧缺，志愿者流动很频繁。后来的课上，看到新来的志愿者，这个小学女生眼神茫然，她反复问：“老师，你会离开我们吗？你会一直陪着我们吗？”
与流动儿童群体接触这么多年，温诚也有深深的无力感。不少孩子家庭环境特殊，仅凭公益机构的力量，难以给他们带来实质的改变。“只想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一点快乐的回忆吧。”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建议，应该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在立法层面保障流动儿童在父母工作和居住地接受高中教育。
他建议，要进一步推进中央有关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入地吸纳外来人口落户的数量、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就读数量挂钩。督促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中小学教育逐步覆盖外来人口的随迁子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陆铭表示，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除了是一个教育问题外，实际上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更加长远的意义。
（应受访者要求，吴芳、小奇、温诚、卢璐、刘恒为化名）
（记者 李雅娟 实习生 王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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