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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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光明日报通讯员 邓白露
从纸质书到电子书，书的媒介形式一直处于进化中。我们该如何看待飞速变化的媒介？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
记者：电子书、有声书，短视频、直播……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介、新事物、新现象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潮流是否有周期性和规律性？
胡泳：很多事物都有它的流行周期，比如固定电话当年也是新的流行事物，很多人会为家里装上一部电话而自豪；到了“大哥大”时代，固话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到现在，手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发布何种新品，都不会被当作新奇的工具了。技术在变，时代的流行趋势也在变，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固化的眼光看待技术，而是要以动态的观点观照所有的这些现象。
那么，回到电子书这个问题上，电子书、有声书、短视频、直播这些东西在广义上都是技术，狭义来说就是媒介，媒介其实也是技术的一种。我们同样要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看待“书籍”这个媒介。书籍是流行很久的一种媒介，以往我们对书籍的认知包括印刷、墨香、翻页的沙沙声、固定的装帧等等，而随着技术与渠道的不断变化，书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对书的认知已不止于此，从纸张到电子屏，时代给书籍增加了新的特色。电子书是大众化的，而印刷书则是精英范的。电子书是实用品，而印刷书是奢侈品。电子书以消费者为中心，印刷书以生产者为中心。电子书的体验是动态的，印刷书的体验是稳定的。我们进入“读屏时代”，即便印刷书和电子书共享相同的内容，它们依然会反映截然相反的媒介格式。循着这种变化的眼光大胆设想一下，未来，是不是除了传统出版社外，游戏商也可以来开发书籍？图书的盈利模式与工作流程以及相关产业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书籍不会死亡，也不会终结，但书籍总是需要重新定义，持续创新是没有终结的。它总是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服务新的读者群体，用流行的媒介去适应新的时代。
记者：那么，对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媒介形式变迁，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胡泳：我们对于所有的媒介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态度：一种媒介被创造出来后，是不太可能完全消失的，它会被重新利用和重新想象。
媒介研究存在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断裂史观”，另一种是“延续史观”。“断裂史观”强调新媒介与旧媒介存在巨大鸿沟，新媒介的出现会引发新的革命，会推翻有关旧媒介的一切，旧媒介将被彻底并入新媒介的轨道。这种“断裂史观”给我们的感觉是旧媒介很落后，新媒介总会取代旧媒介。而“延续史观”则倾向于看到历史的延续，指出新旧媒介互为交织的复杂性，强调媒介更迭中的回归、创新与共生。
就这些年的媒介变化来看，可以发现，媒介确实是遵循着“延续史观”的规律。我的著作《媒介：回归与创新》，书名本身就在体现“延续史观”，媒介有的地方是回归的，但有的地方的确是创新的。比如广播与电视的关系，电视流行于广播之后，但广播作为第一种电子媒介，早已把现在电视上我们熟知的各种样式创造出来了——从广播新闻到电视新闻，从广播对话节目到电视脱口秀，从广播剧到电视剧。但新媒介总有其创新之处，广播只有声音，电视则既有声又有光。所以，电视出现后，广播就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回归音乐、侧重移动性与伴随性，由此出现了音乐台和车载广播。
一个新技术到来后，原有技术并不一定会消失，而是会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重新定义自己，在新的媒介生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记者：2023年，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了巨大关注，尤其是在内容行业，您认为，这些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胡泳：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出现后，大家的确被它震惊到了。它一定会对内容生产和传播产生无可回避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夸大这种大语言模型对内容生产的冲击。冲击是存在的，但是冲击的是什么？在内容生态中，AIGC技术到底会解决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
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它会减少内容生产中的人力投入。它已经从单纯的理解语言走向了理解图片与视频，它可以把你给予的提示输出成多媒体，甚至几秒内就可生成几千条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把很多程式化的工作交给人工智能，这样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减少人力投入。
另一方面，我认为，人工智能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原创者，它的内容生成方式是通过对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挖掘，用统计学来推断出问题的答案。所以，严格来说，它生成的内容并不是原创，而是对已有文本的再加工。那么，当我们需要真正的原创内容时，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原创性。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也有待考究，“人工智能幻觉”就是指人工智能产生的答案是错误的，但它会将它提供的答案伪装成很权威、很正确的样子。最近使用过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它会编造文献、编造作者，甚至编造作者压根没写过的内容。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一定会替代“伪专家”，但不能破除真专家。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是存在缺陷与漏洞的，它需要人们调动主观能动性与原创性去进行甄别。
记者：如今，人工智能不仅能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甚至还能写诗、作画，您认为，人工智能会不会替代文艺创作者？用户和创作者应该如何应对？
胡泳：人工智能出现后，内容创作者确实存在一种“被替代的恐慌”。我认为，在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内容创作、提升创作效率，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一种“写作助手”，替代一些自动化、模式化的工作。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将知识生产这项工作完全交给人工智能。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原创性与资料的真实性方面仍未超越人类，机器远达不到人的原创力。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级别较低的任务，让人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身到更擅长的事情，这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
所以，回到“延续史观”，人与机器应当是相互补充帮助的关系，而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人工智能所要做的不是模仿人类、成为人类，而是应当专注于增强人类的能力，这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就目前的技术而言，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人类进行文艺创作的。一方面，从内容上看，它缺乏原创性，它所生成的内容，都是基于已有的人类文本而进行的模式化、套路化的创作；其次，基于这种“文本的过时性”，它对一些新的议题是无能为力的；再次，它无力处理复杂的议题，比如宗教和政治的议题。另一方面，它还存在算法限制，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内置了一定的界限，而它的训练数据也无法摆脱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内容的客观性，所以人工智能背后仍需要人——有鉴别力的人。
今天，每一个写作者仍需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某一天，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过我的写作水平？其实，人工智能就像一个反向的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人类去检测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像人类，而反向的图灵测试是说，也许是我们人类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来测试自己具备多少专属于人类的创造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的出现是让人的归人，让机器的归机器。技术应当引发人们去思考“何以为人”这一命题，也应当激发创作者思考自身创造力的问题。未来，在文艺创作上，人工智能将会追赶着创作者去不断创新、创造。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1日 07版）